解放战争开始后，我一直战斗在新场地区，因此，对原荆当县委和江枝宜县委开辟新场地区、建立新区政权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虽已有几十年了，但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1948年冬，解放战争频频报捷，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枝江就要天亮了，灾难深重的枝江人民无不为之欣喜。面对人民的胜利，苟延残喘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势力惊恐万状，他们集结兵力，控制地方，欲作垂死挣扎。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年青人从荆当秘密来到新场。来人姓岳名启鸿，是受江枝宜县委城工部部长朱玉衡之命，前来联络原五师突围时回家隐蔽的同志的。

1948年11月的一天深夜，我家突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李耘农、谭志元、许玉山。他们的到来，使我又高兴又生疑。高兴的是我自被敌打散回家隐蔽以来，天天盼望归队的心愿得以实现；可疑的是来人空口无凭。再说，李耘农素无所闻，谭志元虽有所闻却从未见面，至于许玉山本来相识，但现在底细不明。为不失礼节，我热情而审慎地招待了他们。次日告别我示意三位转告刘真、朱玉衡同志再行联络。果然，一个星期后，岳启鸿同志来了。那是一个下午，岳启鸿带着衡山（朱玉衡）的亲笔信，由谭志元引路来到我家，向我传达了朱玉衡同志的指示（: 一）建立秘密组织调查登记船只，准备支援大军南渡长江；（二）调查地主富农现存粮食情况； （三）通知原新场地下党员和五师突围时回乡隐蔽的同志作归队准备。岳启鸿活动两日后返回荆当。不久，以赵必扬为首秘密组建的支前工作组在新场地区活动起来。

1949年2月初，中共江枝宜县委副书记李先兵率领一个连，过汉宜路南，经双冢祠到达沮漳河岸张家口一带活动，开展开辟新区的工作。自岳启鸿来新场后，为打开支前工作的局面，我们曾多次商议，要设法与李先兵取得联系。2月3日，赵必扬秘密来到草埠，在张家口找到了李先兵。真是革命方知觅寻苦，相见倍觉组织新。当时，赵必扬详细地汇报了敌情，在经过一番慎重的研究之后，先兵同志作出决定: 深入腹地，干掉维新乡公所。维新乡乡公所位于孙家港（现七星台镇孙家港），乡长赵佩箴，有十余人，十支长枪，两支短枪。当晚，部队由赵必扬引路，从草埠直插孙家港。这时，赵正与一女人鬼混。当李先兵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已狼狈不堪，自知大势已去，便乖乖地叫乡公所十余人全部缴了械（后以投诚相待）。次日拂晓，李先兵率部转移至龚家堤（现七星台兴隆山村二组）宿营。上午，对乡公所十余人发落后，部队于下午四时左右从杨家渡过沮漳河，到达菱湖（现属江陵）常家台。2月6日，在常家台召开的紧急战地会上，先兵同志代表江枝宜县委宣布，成立新场区人民政府和维新、扬新、官荻三个乡公所。赵佩箴为区长（因贪生怕死，不多天离队回家），赵必扬任副区长，陈全炳、高凤鉴和我分别为三个乡的乡长。同时宣布成立新场区中队，任命李新民为区中队长，并将缴获的十支长枪、两支短枪全部发给区中队。当日下午，李先兵返回荆当，赵必扬带领区干部和区中队回到新场。2月7日，新场区人民政府在南湖谢家台召开第一次会议，全区的保长士绅也被通知到会。会议由我主持，赵必扬讲话，其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宣布取消国民党乡、保组织，成立新场区、乡人民政府，并公布了领导人员名单。二是宣讲我军即将解放全国的大好形势，勒令乡、保长迅速转变立场，为支援人民解放军多做工作将功赎罪。

自此，新场地区的支前工作在区、乡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日趋活跃起来。新场区、乡人民政府建立不多天，敌人便开始了疯狂地反扑，新场地区的政治形势又复杂起来。一是驻江口的敌大江部队每日必到新场地区对我们进行所谓“清剿”。二是土匪龚先达也在杨家渡、龚家闸和娄家洲一带加紧了活动。这股土匪有30余人、轻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手枪数支，对我们威胁较大。三是以谭道义为头子的黄庚伯地主武装，拥有一挺轻机枪、20余支步枪，经常活动于新场街、陈家港和宋家巷一带。上述敌对势力对我形成包围状态，使我活动困难。加之我区政府和区中队远离荆当，孤立无援，时有被敌吃掉的危险。在恶劣的局势面前，如何继续开展活动，区政府决定：“抓住时机，争取龚先达，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第一次争取龚先达未成。 一天晚上，我和赵必扬再次深入匪穴，同龚先达交涉。这次我们改变了斗争策略，先到柳港附近找到汉流五哥龚海卿，请他转告龚先达。龚先达听说赵必扬要亲自同他谈判，既心虚胆怯，又气焰嚣张。 我们到他那里时，他全副武装，并在驻地周围严密警戒。赵必扬和我泰然自若，有理有节，柔中见刚，同其开展面对面地斗争。经过一番较量，龚先达终于软了下来，表示受编不受调。我们临走时，他为表示诚意还送了两夹手枪子弹，并派两个匪徒将我俩护送过了沮漳河。接着，赵必扬和我又以同样方式，同谭道义面对面地斗争，也取得了积极成效。此后，还加强了对江口敌自卫队的政治攻势。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从而稳定了三股敌对势力，和缓了当时出现的复杂的政治局面。到1949年3月初，新场区中队的人枪已发展到20有余了。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经费却陷入困境。当时，上级没拨一分钱，也没发一粒粮，我们只有依靠群众，自筹给养。一天，区中队正在李家楼活动，忽然得到消息，有十多只资本家的商船正从沙市逆沮漳河而上。这真是一次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区中队闻风而动，疾奔万城对河余家渡，截住了所有的商船，迫使他们缴纳工商税。原来这些资本家的商船运载的全是食盐，无现金缴纳，只好以10多包食盐（约2000斤）抵交。这些食盐运上岸后，很快变成了现金，使我们渡过了难关。这次行动对敌人震慑很大，万城、石套子等地乡公所的人员躲的躲、逃的逃，连荆州西门的城门也关闭起来了。

1949 年 3 月 10 日，中共江枝宜县委书记李东海带领一个排到草埠，通知新场区政府和区中队领导人到梅剅眼（江陵境内）开会，传达了中共襄西地委关于成立江枝宜县独立营，以及撤销新场区维新、扬新、官荻三个乡政权的指示，要求我们集中力量打击顽固之敌。革命形势在迅速发展，敌对势力的反扑也日益加剧。当时，路南多股土匪各霸一方，国民党便衣特务遍布各地。新场的地霸赵春波也趁机搜刮民财，招兵买马，购枪20余支，并启用赵德伦为武装头目，频繁活动于赵家渡、肖家桥、娄家洲子和兴隆山等地。地霸黄庚伯、土匪龚先达也与之串通一气，妄图控制新场地区。同时，国民党十五军一部也配合驻江口的大江部队加紧对新场地区的巡察和控制。我们的处境明显地严峻起来。

1949年4月初，我带一战士从草埠回新场，行至栏头堤时，同国民党便衣队的 20 余人遭遇。开始，我发现堤上有一敌哨兵，便乘其不备，冲上前去，一手持抢对准敌人的胸口，一手抓住敌人的衣领，喝令缴械。当敌哨发现我方仅有两人时，便大声喊叫起来，住在龚家甲家的20余便衣特务闻声蜂拥而上。我急中生智，高喊“: 连长，快把部队带上堤!”敌人不明真相，回头乱窜，逃之夭夭了。当我缴获了敌哨兵的枪后才发现随行的那个战士也当了逃兵。

5月初，新场区中队驻扎陶家湖南岸，因消息封锁不严，遭敌大江部队包围，幸好事前有所准备，用渔船驶往北岸而脱险。撤退时，新场区中队战士周松山不幸被捕，次日，在江口镇殉难。敌人的猖獗不仅不能阻止革命斗争的发展，相反，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大家相信，黎明前的黑暗不会长久的。但是，考虑当时枝江的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一方面，为避免革命力量遭受损失，一方面，为诱敌深入，待大军南下大量歼灭敌人，县委作出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路南各区除保留少数干部坚持工作外，其余随同独立营撤离原 地，北上荆当。当时，我和赵必扬、陈全炳等人继续留在新场，其任务:一是掌握敌情；二是宣传我军胜利形势，稳定民心；三是组织支前。我们的工作一直坚持到七月中旬大军南下，枝江解放。

（李志高）